楔子　　我退休金四千五，在这个三线城市勉强够花。对门住着个离异女人，三十七八岁，带着个上小学的闺女，我们做了一年多的邻居，总共没说过十句话。她每次见了我都微微点一下头，我也点一下头，然后就各自开门、关门，像两列擦肩而过的火车。　　那天傍晚她忽然来敲我家门，身上还穿着超市的工作服，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，站在门口犹豫了好几秒才开口：“刘叔，我想跟您商量个事。您要是不愿意就当我没说——能不能每天中午帮我去学校接一下朵朵？就中午那一趟，她放学的时候我实在赶不回来。”　　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她又飞快地补了一句话，那句话直接把我整不会了。---第一章 对门的女人　　我姓刘，叫刘德昌，今年六十三，退休前是东风机械厂的钳工，在车间里站了三十八年，站出一双静脉曲张的腿和一个不怎么好使的腰。退休之后我的生活极其规律：早上六点起来去公园打太极，八点买完菜回家，上午看看电视翻翻报纸，中午自己做个饭，下午睡一觉，晚上再出去溜达一圈。日子过得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，不快不慢，不咸不淡。　　老伴走了七年了。儿子在深圳成了家，一年到头也就过年回来待几天。我一个人住这套六十平的老房子，不大不小，打扫起来不费劲。墙上挂着的日历还是去年的，我也懒得换，反正每一天对我来说都差不多。　　对门那户人家是前年秋天搬来的。那天我正蹲在门口修我的老自行车，听见楼道里一阵乒乒乓乓的动静，抬头一看，一个瘦瘦高高的女人正拖着一个比她人还大的蛇皮袋往楼上拽，身后跟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，怀里抱着一只掉毛的布熊。女人拽得满头大汗，袋子卡在楼梯拐角怎么都上不来，小女孩站在旁边怯生生地看着，也不敢吭声。　　我看不下去，放下扳手过去帮了一把手。袋子沉得邪乎，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。我和她一起把袋子弄到门口，她一边道谢一边从口袋里掏钥匙，掏了半天没掏出来，脸上浮起一丝窘迫的红。　　“刚搬来？”我问。　　“嗯，今天刚拿的钥匙。”她终于掏出了钥匙，打开门，把袋子往里拖了拖，然后转过身来，微微鞠了一躬，“叔，谢谢您。我叫方小梅，以后咱们就是对门邻居了。”　　我摆了摆手说不用客气，转身回了自己家。关门的时候瞥了一眼她家的客厅——空荡荡的，窗帘都没挂，家具也没几件，就一张折叠桌和两把塑料凳子。地上堆着好几个蛇皮袋，大概就是全部家当了。　　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她的情况。她叫方小梅，三十七八岁，离了婚，一个人带着女儿朵朵过日子。文化程度不高，之前在县城老家待了好几年，后来大概是为了孩子上学才搬到了城里。她在附近一家超市当理货员，早班晚班轮着上，一个月挣三千出头。朵朵就在隔两条街的实验小学上二年级。　　我们做了一年多的邻居，总共没说过几次话。偶尔在楼道里碰到，她总是微微低着头，小声叫一句“刘叔”，然后就匆匆过去了。她不太跟小区里的人来往，也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晚饭后聚在楼下聊天。她家的防盗门上永远贴着一层灰扑扑的旧春联，对联的边角都卷起来了也没换。　　有时候我晚上出去遛弯回来，在楼道里能闻到她家门缝里飘出来的香味——是葱花炒鸡蛋的味道，或者是西红柿鸡蛋面的味道。简简单单的，不丰盛，但闻着踏实。　　有一回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听见对门隐约传来咳嗽声，是朵朵的声音，咳得厉害，一声接一声的。然后是方小梅的脚步声，从卧室到客厅，大概是去倒水拿药。又过了好一阵子，咳嗽声才慢慢歇下去。我站在自家门后面听了一会儿，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　　还有一次，我在阳台上晾衣服，无意间看见她家阳台上晾着的东西——朵朵的校服、朵朵的书包带子（大概是书包脏了洗了）、方小梅那件超市的红色工作服，还有几双破了洞的袜子，补丁打了好几层，还是没舍得扔。阳台上养着一盆葱，种在一个旧搪瓷盆里，大概是拿来应急的时候炝锅用的。　　我有时候想，这个女人活得挺难的。但我也就是想一想，从来没有主动去问过什么。毕竟只是邻居，毕竟不熟。这年头，管好自己的事就不容易了，谁还有闲心操心别人家的日子？　　可日子一天天地过，我渐渐发现了一些规律。　　方小梅每天早上六点二十准时出门。那时候天刚蒙蒙亮，我起来上卫生间，能听见她家的防盗门轻轻关上的声音——她很小心，总是用钥匙拧着锁舌慢慢合上，尽量不发出动静。她的脚步声从七楼一路往下，咚咚咚的，节奏很快，不像走，像是小跑。到了楼下，她的电瓶车会发出一声短促的喇叭响，然后渐渐远去。　　朵朵是七点左右出门的。方小梅显然没法送她，小姑娘一个人背着书包下楼，扎着两条不怎么整齐的羊角辫——那辫子大概是方小梅早上匆匆忙忙给她扎的，有时候一边高一边低，有时候额前的碎发都没拢好。她在楼下的早餐摊买一个包子或者一块钱的手抓饼，边走边吃，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。　　中午十一点半左右，朵朵自己走回来。方小梅中午回不来——超市的班次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，中午只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，根本不够从超市往返家里。所以朵朵中午吃什么呢？我观察了好几次，发现小姑娘手里经常拎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是一个面包或者一包方便面，有时候干脆什么都没拿，就空着手走回来了。　　有一天中午我在厨房炒菜，从窗户里正好看见朵朵蹲在单元门口吃干脆面。她把面饼掰碎了，一小块一小块地往嘴里塞，吃得嘎嘣嘎嘣响，脸上还挂着笑，跟她一起蹲着的还有一只小区里的流浪猫，她掰了一半面饼放在地上，小猫低头呼噜呼噜地吃，她就在旁边笑嘻嘻地看。　　我看了一眼自己锅里正在炒的回锅肉，油汪汪的，蒜苗碧绿，肉片金黄。再看看楼下那个蹲在地上啃干脆面的小姑娘，心里忽然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。　　但我也没做什么。　　我一个退休老头子，跟人家非亲非故的，总不能莫名其妙地跑去跟人说“我帮你接孩子”吧？谁知道人家会怎么想。这年头，好心不一定有好报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活了六十多年，这个道理还是懂的。我年轻的时候也热心过，帮过不该帮的人，后来吃了亏，就学会了把那份热心收起来，捂在自己肚子里。　　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她会主动来找我。　　——　　那是十一月初的一个傍晚，天已经擦黑了，风有些凉，小区里的银杏树落了一地金黄。我刚吃完饭，正窝在沙发上看新闻联播，嘴里还嚼着一瓣没咽下去的橘子。电视里播着全国各地秋收的新闻，金灿灿的稻田一望无际，主持人用标准的播音腔念着“又是一个丰收年”。　　门铃响了。　　我以为是收物业费的老周，趿拉着拖鞋去开门。门一打开，外面站着的却是方小梅。　　她还穿着超市那件红色的工作服，领口有点歪，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，嘴唇干干的，大概是站了一会儿才鼓起勇气按的门铃。她手里没拿东西，两只手绞在一起，手指无意识地互相搓着。看到我开门，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小半步，脸上浮起一丝明显的不安。　　“刘叔，不好意思，打扰您了。”她的声音不大，语速很快，像是怕说慢了就会后悔，“我想跟您商量个事。”　　“什么事？你进来说。”我把门拉开了一些。　　“不用不用，就几句话。”她没进来，站在门槛外面，低着头酝酿了好几秒，才重新抬起头来，看着我的眼睛，“刘叔，您要是不愿意就当我没说——能不能每天中午帮我去学校接一下朵朵？就中午那一趟，她十一点半放学，我实在赶不回来。她一个人中午走回来要二十多分钟，路上的车又多，我天天提心吊胆的。上回有个骑电动车的外卖员差点撞到她，吓得我一整晚没睡着……”　　她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了下去，大概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，又赶紧补了一句：“我知道这个请求很冒昧，您要是觉得麻烦就算了，真的没关系的。”　　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她又飞快地加了一句话。　　“我不让您白帮忙，我每个月给您三百块钱。”　　就是这句话，把我整不会了。　　我站在门口，嘴里的橘子瓣差点呛进嗓子眼。三百块钱？她去超市上班一个月才挣三千出头，房租加水电就得一千多，朵朵的学费、书本费、吃饭穿衣，样样都要钱。三千块钱掰成两半花都不够，她居然还要挤出三百块给我？　　我看着面前这个女人，她大概不到一米六，瘦瘦小小的，站在楼道昏暗的灯光下，影子被拉得老长。她抬头看着我，眼神里有恳求、有不安，还有一种生怕被拒绝的紧张，像一只随时准备收回前爪的猫。她的工作服袖口磨得发白了，上面沾着几道货架上的灰印子，指甲剪得很短，手指粗糙，骨节有些突出，一看就是长年搬货的手。她的耳朵上戴着一个小小的银耳钉，样式很旧了，大概是她唯一的一件首饰。　　我忽然想起上个月的一个晚上，大概十一点多了，我睡不着起来去阳台抽烟。楼下空荡荡的，路灯昏黄，银杏树的影子在地上一晃一晃的。就在我准备回屋的时候，看见单元门口停下了一辆电瓶车，车灯暗了一下又亮起来。方小梅从车上下来，没急着上楼，而是趴在车把上，肩膀一抖一抖的。她在哭。声音不大，但在寂静的深夜里听得很清楚——那是一种压抑的、怕被人听到的哭声，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没有大声哭出来。她在那里趴了大概五六分钟，然后直起身子，用袖子胡乱擦了擦脸，锁好车，拎着包走进了楼道。　　第二天早上六点二十，她又准时出门了。　　“方小梅。”我清了清嗓子。　　“嗯？”她紧张地看着我，嘴唇微微抿了起来。　　“钱你收回去。”我把手背在身后，“接孩子这事，我应了。反正我一个老头子中午也是自己做饭吃，多双筷子的事。你把朵朵的放学时间写给我，周一到周五，风雨无阻。”　　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眼眶就红了。　　不是那种嚎啕大哭的红，是那种拼了命忍着的红。她飞快地低下头，用力眨了好几下眼睛，嘴唇哆嗦了两下，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。我看到她的喉咙动了一下，像是在用力咽下什么东西。过了好几秒她才重新抬起头来，声音有些发颤：“刘叔，这怎么好意思，太麻烦您了。您要是不收钱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”　　“有什么过意不去的？”我故意板起脸，“我一个人住，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小丫头来了还能热闹点。你要是实在过意不去，等发了工资买两斤橘子给我就行了。我喜欢吃橘子，要甜的。”　　她终于忍不住笑了一下，眼泪却掉了下来。她连忙用袖子擦了擦，声音有些发哽：“行，刘叔，我给您买橘子。”　　“行了行了，回去洗洗歇着吧。明天我去学校认认门。”我摆了摆手，转身关上了门。　　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站在玄关里，看着鞋柜上老伴的遗像——她笑吟吟地看着我，那眼神好像在对我说：老刘，这事儿你办得对。　　客厅里的电视还在响着，新闻联播已经播完了，换成了天气预报。明天晴，气温三到十五度。是个接孩子的好天气。---第二章 接朵朵的第一天　　第二天早上我比平时起得还早。　　其实根本不用起那么早，朵朵十一点半才放学，我十点半出门都绰绰有余。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一件事——小姑娘中午来家里吃饭，我做什么菜好呢？　　六点半爬起来去菜市场，转了三圈。卖肉的摊主老孙跟我熟了，看我转了半天不买东西，探出头来喊了一嗓子：“老刘，你转什么呢？找金元宝呢？”　　“买点排骨。”我说。　　“哟，不过年不过节的，买排骨干嘛？”老孙一边给我剁排骨一边八卦，“儿子回来了？”　　“没有。对门的小丫头来家里吃饭。”我说得含糊，老孙也没多问，手脚麻利地把排骨剁好装袋递过来。我又去隔壁摊位上买了点嫩豆腐和小青菜，去水产区挑了几条活蹦乱跳的小黄鱼，还特意去水果摊挑了几个最甜的蜜桔。回到家才八点不到，我就开始忙活了。　　排骨洗净焯水，葱姜蒜切好备用。豆腐切成小方块，泡在清水里。小青菜一叶一叶地洗干净，码在沥水篮里。小黄鱼去鳞去内脏，用盐和料酒腌上去腥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我才坐在沙发上等时间。电视机开着，放的什么节目我压根没看进去，眼睛倒是把墙上的挂钟盯了好几回。　　这些年我一个人住，做饭都是凑合。一碗面条、一锅乱炖、隔夜的剩菜热一热又是一顿。有时候懒得做了，买两个馒头就着咸菜也能对付一天。但今天不一样——家里要来个小客人，总不能让人家孩子跟着我凑合。　　十点四十分，我换上一件干净的外套出了门。实验小学离我家不远，走路十来分钟就到了。学校门口已经围了一圈家长，大多数是爷爷奶奶辈的，有几个年轻的妈妈站在电动自行车旁边玩手机。我挤在人群里，伸长脖子往校门里面张望。　　十一点半，放学铃响了。　　孩子们像开闸放水一样从教学楼里涌出来，穿着统一的蓝白校服，叽叽喳喳的，像一群炸了窝的小麻雀。我眯着眼睛努力辨认着人群里那张小圆脸——我见过朵朵好几次，但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找过她。她长什么样来着？扎两个小辫子，脸圆圆的，眼睛不大但很亮。个子在同龄人里算中等，走路的时候喜欢低着头。　　“朵朵！”我喊了一声，冲她挥手。　　小姑娘正低着头往校门口走，听见有人叫她，抬起头来四处张望。她的目光扫过人群，最后落在我的身上，脸上露出一个有些意外又有些害羞的笑容，小跑着朝我过来了。　　“刘爷爷好。”她站在我面前，规规矩矩地喊了一声。　　她的辫子今天扎得比平时整齐，但还是有一个高一个低，显然是她妈妈早上赶时间给她扎的。她抬起头看着我的时候，我看到她的眼睛里亮晶晶的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闪。她的书包很大，鼓鼓囊囊的，背在小小的身板上显得有些吃力，书包带子已经调到了最短，还是有点往下滑。　　“走吧，跟爷爷回家吃饭。”我把手伸过去，她很自然地把小手放进了我的手掌里。那只手小小的，软软的，有一点凉——十一月的风已经开始冷了，但她的校服外面只套了一件薄薄的外套，袖子短了一截，手腕露在外面，冻得微微发红。　　路上我给她买了个烤红薯。卖烤红薯的大爷推着三轮车停在路口，铁皮炉子里冒出甜丝丝的热气。朵朵捧着红薯，烫得左手倒右手，小口小口地吹着气，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。　　“谢谢爷爷！”　　“慢点吃，别烫着。”我看着她那副馋样，心里忽然软得一塌糊涂。　　回到家，我让她先在客厅写作业，自己进厨房开始炒菜。排骨已经炖了大半个上午，砂锅一掀盖子，香气直往鼻子里钻。豆腐下锅煎到两面金黄，加点生抽和葱花，滋滋地冒着热气。青菜大火快炒，出锅的时候还是碧绿碧绿的。小黄鱼裹了薄薄一层面糊下油锅炸，炸到酥脆，连骨头都能嚼着吃。　　朵朵大概是被香味勾过来了，作业写了一半就跑到了厨房门口，扒着门框往里看，小鼻子一抽一抽的。她不好意思说饿，但肚子很诚实地叫了一声。我听见了，她也知道我听见了，脸红了一下，往后缩了缩。　　“饿了？”　　“嗯。”她老实地点了点头。　　“去洗手，马上开饭。”　　三个菜一个汤端上桌，我给她盛了满满一碗米饭。她看着一桌子菜，眼睛都直了，手里的筷子举在半空中，好半天没夹下去。我注意到她的目光在排骨上停留了好几秒，然后又移到了炸小黄鱼上，来来回回地扫了好几遍，像是不知道该先吃哪个。她的嘴唇动了动，悄悄地咽了一下口水。　　“怎么了？不喜欢吃？”　　“不是……”她低下头，声音小小的，“我妈平时中午不在家，我就吃面包或者方便面。有时候我妈会提前做好饭放在锅里，让我自己热一下，但她做的饭不太好吃……刘爷爷，这些都是你做的吗？”　　“那当然，老头子了还能有谁给我做。”　　“好厉害。”她由衷地感叹了一句，然后夹了一块排骨放进嘴里。那一瞬间她脸上的表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——眼睛微微眯起来，嘴角翘得老高，腮帮子鼓鼓的，像一只偷到了鱼吃的小猫。她的脚在桌子底下不自觉地晃了两下，凳子轻轻吱呀了一声。　　“好吃吗？”　　“好吃！”她用力点头，“比我妈做的好吃！比我学校食堂也好吃！”　　那一顿饭，朵朵吃了两碗米饭，啃了四块排骨，半盘子炸鱼，连青菜都吃得干干净净。最后还用馒头把盘子里的汤汁都蘸干净了。我怕她吃撑，拦着没让她再添第三碗。　　吃完饭她要帮我洗碗，我拦住了，让她去沙发上坐着看会儿电视。她没去，站在水池旁边看我洗，忽然冒出来一句：“刘爷爷，你家的碗也跟我家的一样，边上有缺口。我家那个碗是我妈从老家带过来的，磕了好几个口子，我妈说还能用，就一直没扔。”　　我低头看了看手里那个缺了一个小口的瓷碗，确实，用了好些年了，一直没换。我说：“缺口怕什么，又不影响吃饭。”　　她歪着头想了想，点了点头：“嗯。我妈也这么说。”　　下午一点十分，我把她送到学校门口。临走的时候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橘子塞到我手里——是早上我从果盘里拿给她的那个，她自己没吃，一直揣在兜里。　　“爷爷，这个给你。你做的饭比橘子甜。”她说完就红着脸跑进了校门，两条一高一低的辫子在肩上一颠一颠的。跑到教学楼门口的时候，她忽然又回过头来，冲我摆了摆手，用口型说了句“拜拜”。　　我站在校门口，手里攥着那个橘子，看着那个小小的蓝白色身影消失在楼门口。秋天的阳光暖洋洋的，晒得我后背微微发热。我低下头，把橘子揣进口袋里。　　“这丫头……”我嘟囔了一句，声音不大，只有自己听得见。　　回去的路上，我绕到了老孙的肉摊前。老孙正坐在摊子后面打盹，听见脚步声睁开一只眼。　　“怎么又来了？早上不是刚买过吗？”　　“明天要用的。”我说，“给我留点精排。”　　“哟，这是要长期干啊？”老孙坐直了身子，打趣地看着我，“老刘，你什么时候对别人家的孩子这么上心了？”　　“卖你的肉，少废话。”我板着脸丢下一句，转身走了。　　但走到半路，我自己都没忍住，嘴角往上翘了一下。就那么一下，很快就收回去了。　　六十三年的人生经验告诉我，人不能高兴得太早。但那天下午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踩着满地的银杏叶，阳光从树梢的缝隙里漏下来洒在我身上，我忽然觉得——这个秋天好像没有往年那么冷了。---第三章 三百块钱和两斤橘子　　朵朵来我家吃午饭这件事，很快就变成了固定节目。　　周一到周五，风雨无阻。我每天换着花样给她做菜——糖醋里脊、红烧鸡翅、白菜豆腐炖粉条、西红柿炒鸡蛋，偶尔还包饺子。我做的饺子皮薄馅大，朵朵特别喜欢，最高纪录是一口气吃了十二个，撑得歪在沙发上直揉肚子，冲我喊“爷爷我不行了”。　　小姑娘跟我越来越熟了。刚开始那几天她还规规矩矩地叫我“刘爷爷”，后来熟了就开始“爷爷”、“爷爷”地叫，少了个“刘”字，听起来顺耳多了。她会跟我讲学校里的事——同桌王小明上课吃辣条被老师罚站了，语文老师今天穿了条新裙子特别好看，数学考试她考了九十五分全班第三。小嘴叭叭的说个不停，我就在旁边听着，嗯嗯地应，手里的锅铲翻得更勤快了。　　饭桌上她是最诚实的评委。遇到特别爱吃的菜，她会把盘子里的汤汁都用馒头蘸干净，一边蘸一边摇头晃脑地哼哼；遇到不太合口味的——比如我学了个新菜式做了苦瓜炒蛋——她也会吃，但筷子动得明显慢了，眉头微微皱着，偷偷把苦瓜拨到盘子边上，假装没看见。我也不戳穿她，只是偷偷把那道菜挪到了自己面前。　　一周之后我才发现一个细节——她每天来的时候都穿着同一件外套，袖口短了一截，手腕子露在外面。那件外套是粉色的，洗得有些发白，袖口和领口都磨出了毛边。这几天降温，风刮在脸上像刀子，但她还是穿着那一件。我琢磨着，她大概没有更厚的衣服了。　　方小梅还是老样子，早出晚归，我在楼道里碰见过她几次。她每次看见我都特别客气，鞠着躬说“刘叔辛苦了”、“刘叔太感谢您了”，鞠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我跟她说别那么客气，她嘴上答应着，下次见面还是照样鞠躬，怎么劝都劝不住。她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感激，像是怕欠了人情还不起似的，那副样子反而让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　　到了月底，方小梅来敲我家门了。　　那天是周六，朵朵没上学，我以为能睡个懒觉，结果早上八点门铃就响了。我趿拉着拖鞋去开门，门口站着方小梅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毛衣，头发整整齐齐地扎在脑后，手里拎着两斤橘子，还有一个皱巴巴的信封。橘子的品相一般，不大，但一个个都用纸巾擦过了，干干净净的。她站在门口，腰板挺得笔直，嘴唇抿成了一条线，脸上的表情既坚定又有些紧张。　　我一看那个信封心里就有数了。果然，她一开口就说：“刘叔，这是这个月的菜钱和接孩子的费用，您收下。”说着把信封往我手里塞，动作很用力，像是在完成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，又像是怕自己一松手就没了勇气。　　我没接，板着脸说：“方小梅，上回不是说了吗，钱我不要。橘子我收了，钱你拿回去。”　　“刘叔，您别这样。”她不退，信封就那么悬在半空中，她举着信封的手微微发颤，“您天天给朵朵做饭，又是排骨又是鱼的，一个月光菜钱就不止三百块了。我不能让您又出力又贴钱，那我成什么人了？我虽然挣得不多，但该花的钱不能省。”　　“那你一个月挣多少？”我直接问她。　　她愣了一下，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直白地问。她的嘴唇动了动，犹豫了一下，低声说：“三千二。加上全勤奖有时候能有三千五。”　　“房租多少？”　　“……一千二。”　　“朵朵的托管费呢？”　　“之前中午托给学校旁边的小饭桌，一个月五百。现在您帮我接，这笔钱就省了。”她说到这里，语气忽然变得认真起来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“刘叔，就算不按小饭桌的价，菜钱我总要出的。您要是不收这个钱，我以后真的不好意思再让朵朵来麻烦您了。”　　我看着她。这个三十七八岁的女人，个子不高，瘦得像一根竹竿，眼角的细纹比同龄人深得多，但她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很倔的东西，那种倔劲儿让我想起一个人——我老伴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再苦再穷，不欠人情，脊梁骨挺得直直的，从来不肯轻易低头。有一年我工伤住院，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，她愣是不跟任何人借钱，自己晚上去给人织毛衣，织了一个月，眼睛都熬红了，硬是把那个月的难关撑过去了。　　我沉默了一会儿，从她手里把信封接过来，抽出里面那三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，然后把信封还给了她。　　“菜钱我收下了，接孩子的费用不收。”　　“刘叔——”　　“你听我说完。”我打断她，把钞票折好放进口袋里，“这三百算朵朵的伙食费，以后每个月都这么办。但接孩子这事，我纯属自愿，不收钱。我一个退休老头子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朵朵来吃饭还热闹点，我一个人吃饭连话都没人说。你要是因为这个觉得过意不去，可以——等你发了工资给我买两斤橘子，要甜的。”　　方小梅站在门口，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来。她的眼眶微微泛红，但她忍住了，没有让眼泪掉下来。她低下头，把那两斤橘子塞进我手里，声音有些发紧：“刘叔，这橘子……不太好看，但我一个一个挑的，都是甜的。您尝尝。”　　我接过橘子，点了点头：“行，我尝。你也进来坐坐吧，别杵在门口。”　　“不坐了，我一会儿要去超市，今天轮到我早班，还得去补一批货。朵朵在家写作业，我跟她说好了，写完了才能看电视。”她往后退了一步，又朝我微微鞠了一躬，“刘叔，真的谢谢您。”　　我目送她下楼。她的脚步声还是那样，又快又急，噼里啪啦的，像是在跟时间赛跑。楼下传来电瓶车启动的声音，短促的喇叭响了一声，然后渐渐远去。　　我关上门，把橘子放在茶几上。拿起一个，剥了皮，掰了一瓣放进嘴里。很甜。真的很甜。　　我把剩下的橘子放到果盘里，坐在沙发上发了一会儿呆，想起她刚才站在门口举着信封的样子——手指微微发颤，脊梁却挺得直直的。三百块钱，对有些人不算钱，一顿饭就没了。但对她来说，大概是卖好几百箱饮料、几千袋薯片才能换来的辛苦钱。而她舍得把这笔钱给我这个非亲非故的邻居老头，只因为我不收钱她就不安心。　　这世上有一种人，日子过得比谁都难，却偏偏最不愿意欠别人的。方小梅就是这种人。　　我把那三百块钱从口袋里掏出来，展开，对着光看了看那三张被折了又折的百元钞票，然后拉开抽屉，放进了一个铁盒子里。铁盒子里还有我攒的一些零钱，以前是拿来买彩票的，现在不买了。　　这些钱我打算换个方式再花回朵朵身上。天冷了，那孩子需要一件厚一点的外套。---第四章 我走进了她的家　　十二月中旬，这座城市迎来了一波寒潮。气温骤降到了零度以下，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。小区里的银杏叶已经落得精光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　　那天下午朵朵放学回来，我照例去学校门口接她。她一出校门我就看到她缩着脖子，两只手插在袖管里，小脸冻得发白。她还是穿着那件粉色的薄外套，袖口短得厉害，手腕上露出一大截，冻得发红。她的嘴唇有些发紫，但还是笑嘻嘻地朝我跑过来，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。　　“爷爷！”　　“冷不冷？”我把她的小手包在我的手掌里，那双手凉得像两块小冰坨子。　　“不冷！”她说着，牙齿却不争气地打了个颤。　　我没说话，把她的手攥得更紧了一些。回去的路上我绕到小区门口那家童装店，橱窗里挂着好几件厚实的棉服，粉的蓝的黄的都有。我蹲下来问朵朵喜欢哪件，她看了一眼橱窗，又看了一眼我，摇摇头说不喜欢。我知道她不是不喜欢，她是怕我花钱。这孩子，跟她妈一样，骨子里带着一种不肯接受别人好意的倔。　　我没逼她，但心里已经有了主意。　　周六上午，方小梅照常去超市上班。她走之前来敲我家门，说晚上会晚一点回来，超市要盘点，能不能让朵朵在我家多待一会儿。我说行，反正我一个人也没事。她道了谢就匆匆下了楼，脚步声噼里啪啦地消失在楼梯口。　　大概上午十点多的时候，我听见对门传来一阵动静——是朵朵在拍门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急促。我赶紧打开门，看见她穿着睡衣站在自家门口，头发乱得像鸟窝，小脸皱成了一团。　　“爷爷，我家水管坏了！”她急得直跺脚，“厨房地上全是水！我妈妈上班去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！”　　“别急，爷爷去看看。”　　我回屋拿了工具箱，这还是当年在工厂时用的老家伙，虽然旧了但家伙事儿齐全——扳手、钳子、生料带、各种型号的螺丝刀，都是跟了我几十年的老伙计。我跟朵朵进了她家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潮湿的水汽。厨房的水槽下面正在滴滴答答地往外渗水，地上已经积了一小摊水渍，还在慢慢地往客厅的方向蔓延。　　我趴下去看了看，是软管老化裂了一道口子。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换个管子就行。我让朵朵去我家找两块干抹布来，自己回家翻了一截新的软管出来——这东西我有备用的，以前在工厂学的毛病，什么零件都爱留一份备着。我蹲在厨房地上，关掉三角阀，把旧管子拧下来，缠上生料带，换上新的。朵朵蹲在旁边给我递工具，递扳手的时候两只手捧着，像捧着什么了不起的宝贝。她的神情特别专注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每一个动作，像是在看什么了不起的魔术。　　“爷爷你好厉害。”她由衷地感叹，“什么都会修。”　　“这有什么厉害的，在工厂里这是基本功。”我拧紧最后一个螺丝，打开水阀试了试，不漏了。　　“好了，修好了。去拿拖把来，帮爷爷把地拖一下。”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，腰有点酸，但不好意思在小姑娘面前表现出来。　　她跑去阳台拿拖把的时候，我站在客厅里环顾了一下这个家。　　客厅很小，大概二十来平米，但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沙发是最老式的那种布艺沙发，坐垫已经有些塌了，扶手上的布料磨得发亮。茶几上铺着一块白色的蕾丝桌布，洗得干干净净，上面压着一块玻璃。墙角放着一个旧书架，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朵朵的课本和几本课外书——《安徒生童话》、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都是旧书摊上淘来的那种，书角都翻卷了。墙上贴着朵朵的奖状——三好学生、数学竞赛二等奖、朗诵比赛一等奖，贴了整整一排。每一张都贴得端端正正的，看得出贴的人很认真。　　最让我注意的是冰箱旁边那个小本子。那是一个普通的笔记本，翻开的那一页上密密麻麻地记着账：排骨十八块五，白菜两块三，电费七十八，朵朵校服费一百二，给刘叔买橘子十五块。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，连五毛钱的零头都不放过。有些项目后面还画了勾，大概是付过了的标记。本子的边角都翻卷了，显然已经用了很久。　　我盯着那行“给刘叔买橘子十五块”看了好几秒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。十五块钱的橘子，在她密密麻麻的账本上，大概是一笔不算小的开支了。　　阳台上有几盆花——一盆绿萝，一盆吊兰，还有一盆正在开的长寿花。花盆都是旧的，有的是裂了用铁丝箍起来的，但每一盆都养得很好，叶子碧绿，花朵鲜艳，看得出是用了心思的。　　最让我意外的是，在阳台角落里放着一个用旧鞋盒改造的“流浪猫食堂”——鞋盒盖子剪了个缺口，里面放着半碗水和几颗猫粮。朵朵告诉我，楼下那只橘色的流浪猫有时候会顺着窗台爬上来吃饭，吃完就走，不留宿。她说这只猫叫“大橘”，已经在她们家蹭了大半年的饭了。　　“你妈妈愿意让你养猫？”我问。　　“妈妈说我连自己都养不活，还养什么猫。但是每次大橘来，妈妈都会偷偷在它碗里多放几颗猫粮。”朵朵凑过来，压低了声音，像是在分享一个不得了的秘密，“有一回我看见她趁我不注意，把自己碗里的鱼挑了一块最好的，放到大橘的碗里。”　　我听着，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。　　这间出租屋里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。沙发是旧的，书架是旧的，花盆是裂了用铁丝箍起来的。但它被收拾得很干净，每一件旧物都归置得整整齐齐，每一个角落都透着一股子认真生活的劲儿。　　这家的女主人，用捡来的旧鞋盒给流浪猫做食堂，在破了的花盆里种长寿花，在账本上认认真真地记下“给刘叔买橘子十五块”。　　这个女人，真有意思。　　朵朵拖着比她人还高的拖把过来，有模有样地开始拖地上的水渍。我站在客厅里，看着墙上那排奖状、茶几上洗得发白的蕾丝桌布、记账本上工工整整的字迹，忽然觉得这间出租屋比我那套六十平的房子更像一个家。　　不是因为东西多，是因为每一样东西都被人认真地对待过。　　“爷爷，地拖好了！”朵朵拄着拖把，额头上冒出一层细汗，脸上挂着邀功的笑，“你看干不干净？”　　“干净。比你妈拖得还干净。”我逗她。　　她咧着嘴笑了，露出一颗刚掉的门牙豁口。然后她放下拖把，跑到冰箱旁边，从里面拿出一个保鲜盒，双手捧着递给我：“爷爷，这是我妈昨天做的泡萝卜，她说给你尝尝。”　　我接过保鲜盒，打开盖子闻了闻，酸酸辣辣的，味道很正。萝卜片切得薄薄的，加了辣椒和花椒，在透明的保鲜盒里红白相间，看着就下饭。　　“你妈还会做泡菜？”　　“会！我妈什么都会！”朵朵掰着手指头数，“会做饭、会洗衣服、会修电风扇、会通下水道、会骑电动车带我去公园、会给我扎辫子、会帮我改衣服——我的毛衣袖子短了，她就把袖子拆了重新织，加了一截不一样颜色的毛线，她说这叫‘拼色款’，比买的还好看！”　　我看着她那副骄傲的小表情，心里忽然觉得，方小梅这个女人，虽然穷，但把女儿教得很好。这孩子不抱怨，不攀比，在苦日子里还能找出值得骄傲的东西来，这比什么物质条件都珍贵。　　“行了行了，别吹了，跟爷爷回家吃饭。”我笑着揉了揉她的脑袋。　　“今天吃什么？”　　“红烧鸡翅。”　　“耶！”她欢呼起来，刚才拖地拖出来的累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　　吃饭的时候，我看着她埋头啃鸡翅的样子，心里想着那件粉色外套的事。明天周日，带她去街上转转。---第五章 被误解的善意　　周日一大早，我揣上那个装钱的铁盒子出了门。我没有直接去童装店，而是先去了超市——不是方小梅上班的那家，是远一点的那家新开的大型超市，据说童装区常年打折。我推着购物车在童装区转了好几圈，看了一件又一件棉服，有的太厚怕孩子活动不方便，有的太薄怕不暖和，有的大了怕不合身，有的贵了又超出预算。最后挑了一件大红色的中长款羽绒服，帽子边上镶着一圈白色的绒毛，看着就喜庆。料子摸上去软软的，充绒量写着一百八十克，应付这个城市的冬天绰绰有余。　　三百块钱，刚好花完。一分不剩。　　回到家，我把羽绒服装进一个干净的塑料袋里，等朵朵中午来吃饭的时候拿给她。她吃完饭正窝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我把袋子放在她旁边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朵朵，爷爷给你买了件衣服，你试试合不合身。”　　她打开袋子，眼睛一下子瞪圆了，嘴巴张成了一个O型。她把羽绒服从袋子里抽出来，举在眼前翻来覆去地看，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欢喜，然后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，欢喜一下子收住了。　　“爷爷，这个很贵吧？”她摸着帽子边上的绒毛，声音变小了。　　“不贵，打折的，几十块钱。”我撒谎了。　　“真的？”　　“真的。快试试。”　　她把羽绒服穿上了。大红色衬得她小脸白净净的，帽子上那圈白绒毛围着脸，像年画上抱鲤鱼的娃娃。尺寸刚刚好，袖子不短不长，衣摆刚好盖过屁股，帽子戴上之后整个脑袋都暖烘烘的。她在镜子前面左转右转，臭美了好一阵子，把帽子戴上又摘下来，摘下来又戴上，羽绒服的拉链来来回回拉了好几遍。然后她跑到阳台上，踮着脚尖冲楼下喊了一嗓子——也不知道在喊给谁听：“我有新衣服啦！”　　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的背影，心里暖烘烘的。那个铁盒子里的三百块钱，本来是她妈妈咬着牙塞给我的菜钱。我用它买了这件羽绒服，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　　晚上方小梅来敲门。　　她大概是刚下班回来，衣服还没来得及换，头发有些乱，手里拎着从超市带回来的打折面包和一盒牛奶。朵朵已经穿着新衣服在她面前转了好几圈了，她一看那件羽绒服就知道不是几十块钱能买到的。　　“刘叔，这衣服多少钱？我给您。”她的声音又急又紧，伸手就去掏口袋，动作仓促得差点把包里的东西都带出来。　　“几十块，不值钱。”我摆摆手。　　“您别骗我。”她看着我，眼眶有些泛红，但语气很坚定，“我去过商场，这种厚度的羽绒服最少也要两三百。您把价钱告诉我，我给您钱。您的退休金也不多，我不能让您破费。”　　这话让我心里一酸。她知道我的退休金不多——有一次她无意间问过，我随口说了句四千五，她就记住了。她自己一个月挣三千出头，却担心我这个拿四千五的老头子破费。　　“方小梅，”我靠在门框上，抱着胳膊看着她，“你上个月给我的三百块菜钱，我一分没花，给朵朵买了这件衣服。所以这衣服不是我的钱买的，是你的钱买的。你要是不愿意，就当是我提前把下个月的菜钱花了。”　　她愣住了。　　她站在门口，嘴唇微微张着，手里那个装面包的塑料袋悬在半空中。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，但谁都没动，黑暗中只有我背后屋里透出来的灯光打在她脸上，把她眼眶里打着转的泪水照得亮晶晶的。　　“刘叔……”她的声音发颤。　　“你别哭啊，”我有点手足无措，“我最怕女人哭。”　　“谢谢您。”她抬手飞快地擦了一下眼角，语气忽然变得很轻很轻，像是卸下了什么很重的东西。她没有说太多煽情的话，就那么几个字，但我听得出那里面包含了太多东西——感谢、惭愧、感动，还有一种被善待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回报的笨拙。　　她最终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一包超市打折的豆奶粉，塞进我手里：“这个您拿着，冲水喝，早上养胃。”　　我接过豆奶粉，笑着说行。她就匆匆转身回了自己家，门关上的时候，我听见了很轻很轻的一声哽咽，短得像是错觉，但我知道不是。　　楼道里的声控灯重新亮了，昏黄的光铺在灰色的水泥地面上。我关上门，靠在门后，低头看了看手里那包豆奶粉——超市的红色标签还没撕，保质期还长。包装袋上沾着一点货架上的灰，大概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员工折扣商品。　　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，往往不是那些价值连城的礼物，而是那些在困顿中还愿意分你一半的心意。　　然而好景不长。　　几天之后，小区里开始有些风言风语传到了我的耳朵里。　　最先张嘴的是楼下的王大妈。她在小区花园里晨练的时候碰到了我，一边压腿一边凑过来，神神秘秘地压低了声音：“老刘啊，我听说你天天去接方小梅家那个丫头？还管吃管喝的？”　　“怎么了？”我一边打太极一边问，没太当回事。　　“没什么，就是……”她欲言又止，脸上的表情精彩得像一出戏，“我是替你着想啊，你跟人家孤儿寡母的走那么近，外人看了不好，容易说闲话。而且方小梅那个女人，离过婚的，你一个退休老头子跟她扯上关系，万一她赖上你怎么办？到时候你儿子回来你怎么交代？”　　我的太极手势停在半空中，没打下去。我转过头看着她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王大妈，我今年六十三了，一辈子行得正坐得直。人家孤儿寡母日子过得不容易，我这个当邻居的能帮就帮一把，我问心无愧。至于闲话——谁爱说谁说去，我刘德昌不在乎。”　　王大妈被我怼得噎了一下，讪讪地摆了摆手：“哎哟，我也就是随口一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这不也是关心你嘛。”　　“谢谢关心。”我收回目光，继续打我的太极。但心里那股气，一直郁到了回家。　　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事还传到了方小梅的耳朵里。　　她是怎么知道的，我不清楚。小区里总有那么几个闲人，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。也许是王大妈跟别人说的时候被她听见了，也许是哪个邻居当面跟她开了什么不该开的玩笑。　　那天晚上她来敲门，手里端着一盘刚出锅的饺子，说是包多了让我尝尝。我接过来的时候注意到她的眼睛有些红肿，像是哭过了。她没说什么，但我总觉得她的笑容底下藏着什么。她笑的时候还是那种客气而小心的笑，但眼角的红血丝出卖了她。　　“方小梅，你眼睛怎么了？”我问。　　“没事，可能上火了。”她低头避开我的目光，转身要走。　　“是不是有人说什么了？”　　她站住了，背对着我，没有说话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微微侧过头来，声音很轻很轻：“刘叔，我是不是给您添麻烦了？”　　“添什么麻烦，你别瞎想。”我赶紧说，“我一个老头子，怕什么麻烦。倒是你，别听那些闲言碎语，咱们行得正，不怕影子斜。”　　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轻轻点了点头，然后转身回屋了。门关上的声音很轻，和往常一样。　　我端着那盘饺子站在门口，饺子还是热的，透过盘子底烫着我的手心。我低头看了一眼——饺子包得很漂亮，褶子捏得整整齐齐的，一看就是用了心的。她大概是一个人在家包了很久。　　我忽然意识到，那些风言风语对她的伤害，比对我大得多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脸皮厚得能当城墙使，别人说什么我都不在乎。可她不一样——她是个要强的女人，在这个城市里带着孩子独自求生，最怕的就是被人看轻。任何一点关于她品行上的指指点点，对她来说都是一种伤害。　　回到屋里，我把饺子放在桌上，拿起筷子夹了一个放进嘴里。猪肉白菜馅的，咸淡刚好，面皮软硬适中，一咬还有汤汁滋出来。　　我慢慢地嚼着那个饺子，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。这女人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却总惦记着给我这个老头子送东送西。而那些人什么都不了解，就在背后嚼舌根。他们不知道方小梅一个人扛着一个家有多累，不知道朵朵中午只能吃干脆面是什么滋味，不知道一个女人在深夜趴在电瓶车上偷偷哭是什么样子。　　他们什么都不懂，却什么话都敢说。　　“爱说啥说啥去吧。”我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，又夹起一个饺子。　　老王说得对——我六十三了，还怕这个？我这辈子，没做过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敲门。---第六章 女儿的电话　　十二月底的一个晚上，我刚把朵朵送回对门，手机就响了。屏幕上跳出来的是女儿刘敏的名字。　　刘敏在深圳一家外企当项目经理，三十好几了，还没结婚，忙得脚不沾地。她平时跟我联系的频率很固定——每周日晚上一个电话，雷打不动。今天不是周日，她打电话来，准没好事。　　“爸，我听说了。”电话一接通她就来了这么一句，语气像是开会时发现了下属的重大失误。　　“听说什么了？”我靠在沙发上，明知故问。　　“你天天去接邻居家的孩子，还管人家午饭？还给她买衣服？”刘敏的声音越来越高，隔着电话我都能想象出她眉头紧皱的样子，“爸你是不是被人骗了？什么邻居这么会套近乎？她是不是看上你的房子了？我跟你说现在这种案例特别多，专门盯着独居老人的，先示弱博同情，再慢慢接近，最后不是借钱就是要房子——”　　“你等会儿。”我打断她，声音不大但很稳，“你说完了没有？”　　“没有！我跟你说这事必须重视——”　　“刘敏。”我叫了她的大名。她愣了，她妈走了以后我几乎没叫过她的大名。　　“你妈走了七年了。”我靠在沙发上，仰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老式吊灯，灯管有点老化了，发出细微的嗡嗡声，“这七年，你回来过几次？你每年过年回来待几天，平时一个电话打十几分钟，说完就问‘爸你还有钱吗’、‘爸你身体还好吧’、‘爸你按时吃药了没’。我知道你关心我，隔着两千公里关心着。”　　“可是闺女，”我坐直了身子，声音不由自主地沉了下来，“你真知道你爸一个人在家是什么样子吗？你知道我一个人吃饭是什么滋味吗？你知道我有一次在浴室里摔了一跤，在地上坐了半小时才自己爬起来，后来我在床上躺了三天，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——你知道这事吗？”　　电话那头安静了。　　我听见她在深深吸气，大概在努力克制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的声音软下来，没了刚才那股兴师问罪的劲儿：“爸，你摔倒了怎么不告诉我？”　　“告诉你干嘛？你飞回来？你项目不做了？你老板能批你假？”我叹了口气，“我不是怪你。你有你的生活，你忙你的事业，我替你高兴。但你也要理解你爸——我天天一个人在屋里待着，除了看电视就是出去遛弯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对门那家孤儿寡母的，人家没想占我什么便宜。她一个月挣三千二，给我三百块菜钱，我不要她就急。我拿那三百块给她闺女买了件羽绒服，她红着眼眶还要把钱给我。你说，这种人能是骗子？”　　刘敏沉默了好一会儿。电话里只有电磁波微弱的沙沙声。　　“那她也不能这么麻烦你啊……”她的嘴还是硬的，但声音已经没底气了。　　“麻烦？那我也麻烦你一回——你今年过年回来几天？”　　“我……今年项目紧，可能就回来三天。”　　“三天。”我笑了一下，“你回来三天，吃个年夜饭，初一拜个年，初二你就走了。剩下那三百六十二天，你爸一个人过。现在对门有个小丫头天天中午来吃饭，爷爷长爷爷短地叫我，我给她做个红烧排骨她能吃两碗饭。你说，是人家麻烦我，还是我受益了？”　　刘敏没声了。　　过了好久，她才开口，声音变得又轻又小，像是回到了小时候她做错了事求我原谅时的语气：“爸，那我过年回来多待几天好不好？”　　“随你。”我说，“你要是真担心你爸被人骗，过年回来自己去对门看看，看看人家是什么人，再下结论。你那项目经理的毛病，别带到家里来——不是所有人都带着目的接近你的。”　　“知道了。”她嘟囔了一句，然后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“爸，你没把存折给人家吧？”　　我直接挂了电话。　　这死丫头，白说了。　　放下手机，我走到阳台上。夜色很沉，楼下的路灯孤零零地亮着，照着空无一人的小路。对门的灯也亮着，透过窗帘能看到一个瘦瘦的身影在屋里来回走动——大概是在收拾屋子，或者给朵朵检查作业。　　我站了很久，直到对门的灯熄了，才转身回了屋。　　刘敏那丫头，不是不懂事，她只是不懂我。她以为给我打了生活费、过年回来看看，就算是尽孝了。她不知道的是，一个老人最需要的根本不是钱，是有人在身边。哪怕只是每天中午一起吃顿饭，哪怕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小丫头叽叽喳喳地跟你讲学校里的事，哪怕什么都不是，只是屋子里多一个人呼吸的声音。　　这种陪伴，多少钱都买不来。---第七章 除夕夜　　除夕那天，刘敏到底是回来了。拖着个银色的大行李箱站在家门口，穿着一件驼色的羊绒大衣，化着淡妆，看起来像个精致的都市白领——事实上她也确实是。　　进门刚把行李箱放下，她就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：“爸，给你的。”　　“又给钱？我有退休金。”我皱着眉没伸手。　　“拿着嘛，年终奖发了不少。”她把信封塞进我手里，换鞋的时候往对门瞥了一眼，目光在那扇贴了旧春联的防盗门上停了好几秒，嘴角动了动，但没说什么。　　下午，方小梅带着朵朵来我家送春联。是朵朵自己写的，毛笔字歪歪扭扭的，但一笔一画都写得很认真，墨汁还洇了两处。上联写着“一屋两人三餐四季”，下联是“五颜六色七彩八香”，横批是“越来越好”。对联边上还画了一朵小花，花瓣也是歪歪扭扭的，但那朵花是用红色和黄色的彩笔涂了色的，看起来鲜亮亮的。　　“爷爷！这是我写的！”朵朵把春联举得高高的，脸上挂着邀功的笑，嘴里的豁牙还没长齐，说话有点漏风。　　“好好好，写得真好！”我接过来，反复看了好几遍，然后从抽屉里翻出一卷双面胶，当场就要贴。　　方小梅站在门口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羽绒服，头发比平时梳得整齐，手里拎着一袋自己炸的麻花。她没进来，大概是因为看到屋里有个陌生女人，有些拘谨。刘敏坐在沙发上，端着茶杯打量着方小梅，那眼神像是在面试一个新入职的员工，客气而审视。　　“方阿姨，进来坐吧。”刘敏站起来，语气礼貌，但也不热络。　　“不了不了，还要回去准备年夜饭。”方小梅摆摆手，把麻花放在鞋柜上，目光快速地扫了一眼屋里——大概是在看我们父女俩团聚的场景，然后微微笑了一下，笑容里有几分羡慕，但更多的是礼貌。　　朵朵倒是没那么多心思，她拉着刘敏的手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然后扭头对我说：“爷爷，这个姐姐好漂亮！”　　刘敏当场被拿下了。　　“姐姐？”她蹲下来，眉开眼笑地捏了捏朵朵的小脸，“小鬼，你嘴怎么这么甜？”　　“不是嘴甜，是真的漂亮！”朵朵一脸认真，“比我妈妈漂亮！我妈妈说女人要打扮，但她从来不打扮，她就穿那个超市的衣服。”　　方小梅在门口轻轻咳了一声，朵朵立刻捂住嘴，做了个鬼脸。　　方小梅带着朵朵回去之后，刘敏站在门口看着对门那扇关上的防盗门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过身来，靠在鞋柜上，抱着胳膊，嘴角微微翘了起来。　　“怎么样？”我问她。　　“还行。”她努力维持着客观评价的语气，但那句“姐姐”显然已经让她对方小梅的好感度从负分拉到了及格线以上，“那个小丫头挺可爱的。她妈……看着也是个老实人。不过爸，你得明白我的意思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是不想你被人利用。”　　“行了行了，你比我还啰嗦。”我转身进了厨房，开始张罗年夜饭。　　晚上快八点的时候，我们爷俩正坐在沙发上看春晚。茶几上摆满了瓜子花生糖果和各种小零食。节目里一个小品正在演，刘敏看得咯咯直笑。电视里的欢声笑语塞满了整个客厅，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　　少了什么呢？　　窗外爆竹声零零落落地响着——虽然禁放了，但总有那么几个不听话的偷偷放几串。隔壁邻居家的电视也开着，声音透过墙壁隐隐约约地传过来，也是春晚的声音。楼上楼下都是团圆的喧哗，孩子们在楼道里跑来跑去，大人们在互相拜年，碰杯的声音和笑声混在一起，热热闹闹的。　　但我知道，对门那间二十平米的客厅里，此刻大概只有两个人。一对母女，守着一桌不算丰盛的年夜饭，安安静静地过年。　　“爸？你怎么了？”刘敏看出我心不在焉。　　“没事，看节目。”我把目光收回到电视上，但心里那个念头怎么都压不下去。　　十点多的时候，刘敏去卫生间洗澡了。我趁着这个机会，拿起茶几上的果盘，又把晚上的饺子装了一饭盒，端着去敲了对门的门。　　方小梅打开门，看到是我，有些意外。她换了一身干净的居家服，屋里飘着一股炒腊肉的香味。茶几上摆着两盘菜——一盘腊肉炒蒜苗，一盘清炒土豆丝，还有一小碗炸花生米。一台老式电视开着，声音调得很小，画面里也是春晚。朵朵正趴在茶几上画画，抬头看见是我，叫了一声“爷爷”。　　“老刘，你怎么过来了？”方小梅有些拘谨地拢了拢头发，下意识地往旁边让了让。　　“来给你们送点吃的。你嫂子以前说过，除夕晚上桌上要摆十二道菜，你家这才几道？”我把果盘和饺子放在茶几上，故意板着脸说。　　方小梅低头笑了一下，没说话。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细纹挤在一起，但比平时好看。她接过饭盒，小心地打开盖子看了看里面的饺子，然后抬起头，眼眶又有些泛红了。但她没让眼泪掉下来，只是用力吸了吸鼻子。　　“刘叔，您太客气了。我们娘俩吃这些就够了。”她的声音有些发涩，但嘴角是弯着的，“您家闺女难得回来，您快回去陪她吧，别管我们。”　　“那我也给你们添一道菜，这个是我的拿手菜。”我把果盘放在茶几上，又看了一眼方小梅，“你要是实在过意不去，回头给我腌点泡萝卜就行了，上次那个味道，我挺喜欢的。”　　“好。”她用力点了点头。　　我转身要走，朵朵忽然从茶几底下抽出一张画跑过来，双手举着递到我面前：“爷爷，送给你！我画的！”　　我接过来一看，画上是一家三口——一个高个子女人，一个矮个子女孩，还有一个白头发的老人。三个人手牵着手站在太阳底下，每个人都在笑，嘴都咧到了耳朵根。头顶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太阳，光芒线画得比太阳本身还大。右下角用蜡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：“爷爷新年快乐”。　　画的最下面，还有一行小字，大概是后来加上去的，墨水的颜色不一样：“我长大了要赚很多钱，给妈妈买新衣服，给爷爷买好多好多橘子。”　　我拿着那张画，手微微发颤。　　窗外的爆竹声忽然密集起来，不知道谁家在偷放烟花，金色的火星在夜空中绽放开来，映在窗户上，一明一灭。　　我回到自己家，刘敏正从浴室出来，头发还湿着，一边擦头发一边往我手里看了一眼：“爸，你刚才去哪了？手里拿的什么？”　　我把画递给她。　　她接过去，看了一会儿，没说话。然后她把画放在茶几上，拿起沙发上那个信封——就是她下午给我的那个——转身出了门。我听见她敲对门的门，然后是方小梅有些惊讶的声音，然后是两个女人在门口低声说了些什么，声音很小，我听